《去年在马里安巴》小说封面
我们八十年代的阅读，虽然描绘得很火热，实际上在阅读习惯上来说还是分圈子的，人和人的兴趣爱好不同，每一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秘密的感觉，当时我们读到北岛的诗，身心巨震，然后我们开始写作。那么实际上北岛的诗并不是当时的诗歌的主流。
当然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以北岛为代表的诗人们成了英雄般的人物。在最初，他们并不主动去获取公众的关注，是由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原因，也由于我们的一些嗅觉，也由于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与众不同，或者这种东西就在今天可能就叫做先锋性。
实际上我们讲的八十年代，我认为除了整体的文化氛围之外，当时有志于文学艺术的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具有叛逆精神、自由精神和先锋精神。比如我认识王超导演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陈凯歌的文学顾问，但是现在的话，王导你好像也从来不跟我聊大众电影是吧？也不跟我聊商业电影。
你拍的九部电影都是那么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的电影。《孔秀》这部电影，我想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至少和我们目前市面上电影的观感，我们的观影的经验完全不同，至少是在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五年都是绝无仅有的，一开始这种语言可能是不熟悉的，但它会对我们的审美趣味进行一个有益的熏陶。
于奎潮（主持人）：
韩东老师在个别交流的时候说到《孔秀》这个作品，他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是正确的，我觉得这也是影片一个重要的观察点。刚刚几位老师讲到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生态，作为一个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，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。
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性的先锋性的东西，它包含一个非常可贵的素质，就是生长性。在那样的年代，这样的作品具有某种生长性和某种叛逆性，“叛逆”就是说它和我们通行的那种大众的、流行的东西不同。还有一种可贵的素质，是创造性。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造留下的种子，已经形成了当下文学的主流。
《孔秀》电影剧照
比方说当代非常火爆的这些作家，莫言、余华，包括像韩东、苏童这些作家，都是从那一脉走下来的，当然他们的作品后来面貌有所变化。
王超导演拍《孔秀》这个作品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向八十年代致敬的作品。
王超：
是的，我刚开始剪完这片子的时候，差点索性在前面字幕写上“献给八十年代”，后来想了想说，算了别多事了，就把它拿下来了，我想把这个感觉留给读者自己感悟。可见一个好的作品，它可以给人提供很多的启发。
于奎潮（主持人）：
“向八十年代致敬”这个说法，我之前完全没有跟王导做私下的交流，这是我在现场感悟到的。《孔秀》这样一个作品，能够提供这么多的东西，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。
又回到了王导的戏。下面我们再请出两位嘉宾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、诗人、小说家李黎先生，和小说家曹寇先生。
我感觉南京这个地方非常神奇，在南京，每一个年龄层都会产生自己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，生生不息。
曹寇是我们七十年代作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。李黎是更年轻的八零后作家，现在也进入中年了。王导有没有什么想对两位说的？
王超：
我先说，然后交给他们。尽管我小说写得不多，但是我对文学比较关注，我当时有个反思，这也可以跟韩东交流，因为我们都是六零后。我看了一批七零后作家，像阿乙、盛可以还有曹寇，这些作者真的是让我很吃惊。
我当时甚至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认知，那就是我觉得七零后这批作家最好，因为他们更个人化，五十年代还没有真正的很自然地走向个体化，六零后出生的时候有一些印记，也很难完全实现一种天性的个人化。
七零后这一帮人逃脱出来了，如果说把一个个体的自主性的养成，作为一个个体文学的真正的起点的话，中国作家我感觉是从七零后开始，它的自主性就是非常自然的形成，这种自主性不会依仗于我们一定要看一个什么，我们一定要反对一个什么，他们自己就玩起来了。这就相当于曹恺老师说的，所谓电影运动最重要的是咱们自己能玩了，自己开始玩自己的了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是七零后作家给我的一种感受。
我觉得从七零后作者开始起，我们有所谓的这一种非主流，或者说亚文化了。在我们六零后这一代，哪有什么亚文化？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有亚文化意味着“我玩我自己的”，你知道吧？
这就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前沿的，国际上更年轻的一些东西。在七零后作家里面，像阿乙的小说，曹寇的小说里面的一些先锋性，不是像八十年代那波先锋性那么造作，七零后作者的先锋性是“我就是这么成长的”，我就这么成长，我从小就这么玩泥巴的，你让我现在搞什么雕塑，我依然还是像玩泥巴似的，搞雕塑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