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恺：
我们今天讲到中国独立电影，或者一般讲到这种独立电影的文化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用“浪潮”这个词对吧？比如“法国新浪潮”、“香港新浪潮”等等。中国电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到大约2017年这个阶段，我把它称之为是一次“浪潮”，叫做“中国独立电影浪潮”，它的本质实际上还是一次文化运动。
如果我们回头看此前的文化运动，我觉得“中国独立电影浪潮”是八十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延伸，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与文学密切相关，文学是它吸取养分的根源。说到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，我们大概都会想到朦胧诗。今天下午我刚看了《孔秀》这部电影，其中有一幕是在朗诵舒婷的《祖国啊，我亲爱的祖国》。
舒婷肖像
那首诗现在可能看来真的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当时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，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中学生，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还是很有触动的。同理还有舒婷的其他诗作，比如《致橡树》和《双桅船》，还有舒婷与北岛互相问答的两首诗：《一切》和《这也是一切》。这两首诗我是一块看的，当时对我来说，具有很大的冲击力，因为它们和我在课堂上可以读到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。
在去年年底，我正好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独立电影的文章，我当时也谈到了这个观点，文化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递进的过程。文学所需要的条件是最简单的，一支笔和一张纸，你自己就可以完成一个革新了。那么接下来是什么？从技术的复杂程度来说，是绘画。绘画需要画笔和颜料，需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，在文化启蒙之后，紧接着出现的是八五年的美术新潮，再到八九年的现代艺术大展，再到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、泼皮绘画等等。
那么再来是什么？是音乐。它相比于美术，我觉得要更复杂一点，对基本功和技术的要求更高。音乐就涉及到歌曲的歌词，它也跟文学有紧密的关联。先锋音乐和摇滚音乐，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，发展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，当时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突破，那就是家用摄像机的普及。家用摄像机的拍摄效果已经可以达到电视台的播放标准，大家缺乏创作工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所以电影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选手，它是一个综合体，是包含了文学、美术和音乐的综合体。
王超：
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场景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在北京一个酒吧里面，我看见朱文向我走来，他很大声地说：“我要拍电影了！”，你要知道我们那会儿的文艺青年，声音是很大的。一个年轻的知名作家，在北京一家电影人聚集的酒吧里面，大声地说出自己要拍电影，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大事。而后来，他果真拍了一部非常好的电影《海鲜》。然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也是之前有很多记者采访中问我的问题：文学跟电影在我心中的位置分别是什么样的？
尽管我是一个电影人，拍了一些电影，但是如果要我回答，我是出于什么样的精神冲动来拍电影的？可能不是依靠电影的精神，为什么我说不是依靠电影的精神？其实是因为它不具备经典性，电影的出现并没有多久，真正能形成一种精神性和经典性，能够给你一些永久的，或者说根本的一个驱动力的是文学精神。新浪潮运动的一位大将说过，他说电影这点事儿，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教会一个人，但是教给你以后，你如何去运用电影的这套技术方法？这就不是电影能教给你的了，可能就是文学、艺术、音乐的修养来去教你怎么使用。
今天我回到南京，回到我的根、我的文学的滋养地，我感觉我自己也有点像电影的女主角孔秀一样，也会在下班的时候看文学名著，就在这里，就在南京。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南京的书香气息是自发性的，我记得在鼓楼广场，我加入了一个小诗社，不像在座的你们都是大诗人了（笑），我们的小诗社就直接在鼓楼广场上拉起一个铁丝网，然后把各自的诗稿挂在网上，给大家评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