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怕今年已经七十多岁，她已经是勇敢的、自由的、不怕犯错的。在她的表述里，我们也能一遍遍地读到这种超越时代、年龄、没有任何拘束的野性与天性——“你自由的，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，拍不好就认了，或者再拍别的。拍不好不用跳海。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就OK了。”
而文晏导演作为一个21世纪的创作者，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电影时代。甚至于，接下来还会有人工智能、chatgpt、Sora……的冲击。但她始终坚信，我们应该拥抱便利，应当学会去利用技术、适应技术，把它拍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。因为数字确实使得创作的门槛降低了。
同时，她也非常敏锐地看到，尽管现如今的数码电影已经发展得如此迅猛，但它其实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语言，它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，想要尽可能地模仿胶片。因此，未来数字电影和胶片电影，或许会是更加不同的形态。但我们会始终拥抱变革、等待新媒体的打开。
女性电影人的创作力是无限的。
无论许鞍华还是文晏，两位导演都提到，近年来全球独立的女性电影人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成功，她们关注到了女性电影人崛起的现状、也看到了女性表达的蓬勃生命力。新鲜的视角，新鲜的体验往往都出现在女导演作品上。她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男性。
而这样蓬勃的创作力，我们同样也能够从两位导演的身伤，直观地感受到。
在香港商业武打片盛行的年代，许鞍华导演是一朵自香港新浪潮势力中涌现的“奇葩”。她想要拍老人、拍伦理、拍时代与个体的成长。她关注的是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，她想要将那些平日里不被看到的人搬上大银幕。可想而知，这背后会有多少非议、拒绝的声音，她也一定是吃了许多的闭门羹，才终于敲开了一扇门。这需要逆行和独行的勇气，但她坚持了下来。
而在文晏导演身上，我们则看到了当代女性的创作与表达，《嘉年华》所探索的，同样是一个非常辛辣的、甚至于常人不愿意去触碰的话题。拍摄这样的电影同样需要勇气，因为她用力地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痂，而袒露出了鲜血淋漓的伤口。
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去直面这样的沉痛。但她的作品所描绘的是我们所生存的时代，站在当代生活的十字路口，她试图用一种更为现代性的方式，去探讨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空间。
冥冥之中，创作也决定了她们的人生轨迹。电影成为了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实际上，正如这次大师班所提到的，每一位女性导演，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，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创作困境。
许鞍华导演的作品并非部部都成功，有票房失利的、也有口碑惨败的。甚至于，她还曾有长达十年的创作空滞期。
在大师班的对话里，她非常坦然地面对了自己人生之中这长达十年的空白。她当然也是痛的、是不快乐的额，“四十几岁还跑到日本跟二十几岁的人一块生活”。但最终她还是可以接受，“这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，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。”
人生半场，还要重新来过。我相信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痛苦，还有将她转化为积极一面的能力，但许鞍华可以。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。
文晏导演同样是数年磨一剑。在《嘉年华》之后，许多人都和我们一样，翘首等待她的新作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想象，当过多的期待、关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时，这会意味着多么大的压力。
相信文晏导演，同样用很长的时间来摸索、准备和思考。而在今年，或许我们终于将要等来她的新作品。
不久以前才刚刚刷到新闻，她的新电影《想飞的女孩》已经杀青，并预计于年内上映。这部作品由刘浩存、文淇主演，讲述了一对表姐妹从陌生到熟悉，从抵触到相助的人生历程，或许也会是又一次关于年轻女性、关于自身和时代的探索。
无论如何，对于电影创作来说，没有更好的时代，也没有更坏的时代。越是了解自己、了解自己的表达，创作也会更自由。在这些女性影人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。
回归到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还是非常感谢能够借此机会，策划了这一次珍贵的大师班、和这一场弥足珍贵的女性对谈。
近年来，女性创作者的声音在时代中涌现，而我们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，同样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品，包括在本次“天坛奖”的入围影片中，也看到了很多新鲜的、多元的女性视角。
《乳汁》从“母乳”这样一个极小的切口出发，探讨了女性与自我身体的连结，与“孩子/母亲”身份的连结；《沉默》则关照了职业女性的和解与对抗。同样，在本次“天坛奖”的获奖影片中，《失落的婴儿》将镜头对准印度的底层女性，《走走停停》中岳红所饰的母亲一角，也成为了全片最大的泪点。在犯罪产业中被剥削的女性、在家庭结构中逐渐隐形的女性，都在逐渐走向前台、走向焦点。
女性，正在被看见，被听见。被重新定义，或者打破定义。或许很多作品都并不完美、尚显青涩，但无论如何，每一位女性影人的表达都很弥足珍贵。正如在大师班的最后，戴锦华老师所说的那样，“为了对电影的爱，为了电影在21世纪活下去，为了电影让我们生命变得更美丽”。让我们共同延续电影这个伟大的事业。